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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画大家谈毕加索:他的画作说不定是随手勾的

2015-07-25来源于:广州日报编辑:维维

 
方增生
方增生

对于很多学习水墨画的人来说,《怎样画水墨人物画》是一本不可忽视的经典教材,小小的一本册子,启蒙了许多当今在国画艺坛上响当当的人物。现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的何家英说,看到画册上的那张素描时,似乎都闻到学画时扑面而来的炭笔粉和素描纸的味道,太有感情了,也太熟悉了。“方先生那本书对我们的影响可真是太大了,书里面最基本的道理能让你一下子走到正道上来。”

何家英口中的“正路引导者”就是本期主人公方增先——“新浙派人物画”的奠基人和推动者。

艺考前没见过石膏像

误打误撞进入美术圈

1931年,方增先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,父亲为当地小学教师,由于受家庭环境影响,年幼的方增先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“我妈妈是农村妇女,她喜欢画绣花样,把《芥子园画谱》上面的图案临摹下来,稍作修改,就变成绣花样了。
这个《芥子园画谱》哪里来的呢?因为我外婆是城里人,她有点美术方面的爱好,家里也有《芥子园画谱》、《点石斋画报》这类的书。”从小就看着妈妈对着画谱刺绣的方增先,也有模有样地开始了他的“艺术道路”。

1949年,18岁的方增先不假思索地只身走进了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考场。到了考场一看,竟然摆着个石膏像,对于这个陌生的玩意儿,方增先显然慌了神——他只带了一支HB的铅笔。煎熬了一个小时之后,靠着一支旁人掉落在地的木炭笔,方增先交出了他的考卷——一张涂得乌七八糟的素描写生。令人意外的是,他被录取了。“像我这样子为什么能被录取呢?因为当时学校倾向进步的学生,一解放全部南下跟部队干革命去了,所以留下来的很少。
当时文化部要求学校一定要招够多少人,但是来报考的人数还不够招收人数,等于是来一个招一个,我就这样撞进去了。”

打基本功讲求“背”

艺术情感讲求质朴

在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,方增先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有的理论,他说他画画讲求的是“背”。为了更加精准地了解人体结构,包括每个骨头的位置,每条肌肉的纹理,方增先甚至跑到医学院去看尸体解剖,“一块骨头一块骨头地看”。
到了后期,模特只需要在他面前站上一会儿,他的脑子里就已经有这个人的整体模型了。“我脑子里的这个人,比我眼前看到的人要准确。”谈到如今艺术专业的学生缺乏这样的基本功训练,方增先的态度是,问题还是出在老师身上,很多老师就没有这种基础。

上世纪50年代,国画的改革问题渐渐被提上日程,如何用传统的中国画来表现当代社会的变革和人民生活变化,成为新一代年轻国画家要完成的历史使命。1955年,方增先创作出了《粒粒皆辛苦》这幅表现农民收割麦子的作品,成为了当时主题性现代人物画的典范之作,也为他日后的创作铺垫了一个方向。
“国家号召要注意节省粮食,粮食问题很重要。正好那个时期我到敦煌去,在路上看到北方农村收割麦子的场景,我脑子里的构思就出现了,这是典型的中国农民爱惜粮食的思想。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好,既是生活的,又是创作的。”

1983年,方增先离开任教多年的浙江美术学院,赴上海中国画院工作,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远赴青海玉树写生,这对于自小便有胃病的方增先来说,可谓是一次冒险。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高原写生,这一坚持就是数十载寒暑交替。

在与高原牧民的直接接触中,离开故乡五十多年的方增先,仿佛一下子被什么触动了。“我一到藏区,就被他们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质朴打动了,他们的那种真,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里,已经消失殆尽了。”正是这份来自高原的质朴,为方增先的艺术创作埋下了厚实的情感基调。在其日后创作的大量以藏族牧民为题材的作品中,这一情感也借笔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。

双年展创始人谈前卫艺术——

学西方要融入中国的符号

广州日报(微博):您的《说红书》、《艳阳天》都属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作品,那到了上世纪90年代,风气产生了变化,您会觉得特别困惑、不知所措吗?

方增先:那个时期,西方的现代主义已经向中国开放了,原来是不允许西方的东西进来,我们看不见,也没有打算去学。
等到开放的时候,我的年龄也大了,已经习惯了原来那套东西,对西方这一套东西我既学不到,也不喜欢,觉得抽象的东西就是一种形式感,好像没有多大意义。但是年轻人一看就喜欢,他们学得快,没包袱,马上就接受了那些抽象的构图和形式。

广州日报:您创办了上海双年展,您却说“我不喜欢西方那一套东西”。

方增先:对于西方前卫的东西,我实际上是看不懂的。虽然我们搞的双年展已经算比较前卫的了,但是西方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的现代画,还是中国的。
其实这个前卫艺术就算是在西方,除了艺术家自己,也没人搞得清楚。对于我来说,现在我只能说习惯一些了。

广州日报:坚持要办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?

方增先:我觉得这样做,主要是上海这个地方,是中西文化交流很重要的一个点,这里的老百姓最大的好处是,即使他们接触到的东西很怪,看不懂也不会骂人,他就自己琢磨,这是什么意思?不懂,但是不排斥。前卫艺术如果先到其他地方去,就不行。
很早就有一些西方艺术家来找我,说你完全可以搞,而且唯独上海可以搞。

广州日报:您曾经说过,现在中国学西方,搞形式的东西太多了。

方增先:的确“形式”在现在的中国很流行。但搞形式是很需要技巧的,形式是可以很好看的,形式本身不是坏事情。既然你研究美术,怎么不可以研究形式呢?

广州日报: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市场得到的认可越来越多,但在国内也面临很多质疑和争论,对此您怎么看?

方增先:这个里面有一部分人他喜欢用中国的符号,因为这是现代艺术的表达方式。
用古代的长衫啊,某种凳子啊,这样的东西拿出来,一般是西方人看起来好,中国人看起来也好,这部分人不存在这个问题。但是有一部分人,学西方的东西学过了,完全跟着他们走,西方人不喜欢,中国人也不喜欢。因为西方人觉得你是跟我学的,你不怎么样,中国人也不知道你表达什么意思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前卫要有中国的符号,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进去,这样子会更好。

谈艺术热点——

毕加索的东西说不定是随手勾的

广州日报:这两年艺考的热点问题很多,您对艺考的火热现象有什么看法吗?

方增先:现在的美术考试,听说是每个考生发一张照片,比如一张石膏的照片,然后根据照片来画。真石膏有一个缺点,因为不同的角度,有些角度比较好画,有些比较难画,因此有很多家长有意见,觉得难度不同。现在为了摆平群众,就换成照片,这完全是错的,抄照片,跟眼睛看,是两回事。
画一个石膏,或者一个人,放照片是没意思的,就是要看人,直接看人是最生动的,理解的角度也不同。

广州日报:现在的艺术生有一些是因为高考成绩不过关,没法上重点或普通高中,所以“退而求其次”来考艺考,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?

方增先:现在的考生,几千人加在一起的艺术素质,都没有当时“文革”后的那批学生好。原因很简单,现在的考生都有发挥长处的地方,有的搞物理,有的考化学或者数学,各个方面都可以去,干嘛要挤到画画里来?所以美术专业不大有人才出现,都被分掉了。说难听点,艺术是学不好的,艺术,就要有天赋,认为艺术可以学起来,不要天赋,这是笑话,根本不可能。

广州日报:您曾说现在的展览,中老年艺术家参加得太少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?

方增先:到了老年,还能浮在上面、有名的人不多,那几个人大家是不会忘记的,还是会邀请,其他第二流的艺术家就被忘记了。实际上这些不属于“尖子”的,也应该被邀请,这些人在表达生活和想法方面,不仅仅只有技巧,应该让他们经常出来才好。但是现在都不大看见了,被淘汰了,很无情的。当年跟齐白石风格一样的人多着嘞,在北京有一个学齐白石的人,画得很好,你看我现在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得了。
广州日报:从事国画创作几十年,如今您对国画的理解是什么呢?

方增先:从艺术的表达来说,在绘画里面,最有处理空间的就是中国画。可以很粗的线,可以很细的线,也可以一个点,可以水墨浸染,什么手段都可以。所以它可以搞得很复杂,很有分量、很厚重,也可以几根线,非常简单。油画在中国有一定的基础,从法国从苏联传承过来,但是像毕加索那种,在中国搞的人没有做出分量来。
虽然只是简单的几根线,但显然这里面有很讲究的结构关系。毕加索的东西,你讲他一定有什么想法,都很难说。因为他后来有名了,大家老是讲他这个了不起了,那个怎么样,其实也不一定,说不定是随手勾的。

方增先,1931年生于浙江兰溪人。历任浙江美术学院副教授、教授,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、上海美术馆(微博)馆长、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,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。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被收藏。代表作有《粒粒皆辛苦》、《说红书》、《孔乙己》等。出版有《方增先人物画集》、《方增先画集》。专著有《怎样画水墨人物画》、《结构素描》、《人物画的造型问题》等。